一百零八回本《东周列国志》第四十四回，弦高贩牛往周，遇故人蹇他，得知「秦遣三帅袭郑，以十二月丙戌日出兵」，便「选下肥牛二十头随身」，赶到滑国延津，高叫「郑国有使臣在此，愿求一见」。 他并没有伪造国书。孟明问「郑君既犒师，何无国书」，弦高答「执事以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兵，寡君闻从者驱驰甚力」，所以口授，未及修词。这里的关键是用对方最怕被知道的出兵日期，反证郑已先知。信息不对称一旦倒转，秦军的“出其不意”就失效了。 但秦军也不是被一头牛吓退的。孟明随后说「今郑人已知吾出军之日，其为备也久矣。攻之则城固而难克，围之则兵少而无继」，于是「今滑国无备，不若袭滑而破之」。他需要一个能回国报账的战果，弦高正好递上台阶。所谓“信”，一半是被迫，一半是顺水推舟。 郑国这边同样有配合。弦高先使人星夜奔告，郑穆公起初“犹未深信”，直到派人去客馆窥探，见杞子等「收束车乘，厉兵秣马」准备内应，才真正惊觉。烛武再去辞谢，用「原圃之麋鹿俱竭矣」下逐客令，杞子等逃奔齐宋。一场危机由商人、国君、老臣接力化解。 两种读法：弦高一人退师，或秦师本已不可为。较稳的是两者相加。与《左传》僖公三十三年对读：左传记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，遇秦师，以乘韦先、牛十二犒师，并遽告于郑。小说改十二牛为二十头，加入“假命”与延津场景，把商人救国写得更像即兴外交。评语说「若非弦高矫命犒师，以杜三帅之谋」，则灭国之祸当在郑而不在滑。作者并不掩饰：郑国存亡的代价，是滑国被灭，而弦高「拜为军尉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弦高得官在郑穆公录功之后，而不是当场；救国的商人仍要等国君确认，才被纳入军职。商人可以救国，却很难越过君主的授权，这是小说的分寸，也是春秋社会阶层的一层实感，读来并不痛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