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百零八回本《东周列国志》第五十一回，赵盾回绛后「步至史馆，见太史董狐，索简观之」，简上明写「秋七月乙丑，赵盾弑其君夷皋于桃园」。赵盾说「吾已出奔河东，去绛城二百余里，安知弑君之事」，董狐答「子为相国，出亡未尝越境，返国又不讨贼」。 董狐的判准不是“谁动手”，而是“谁应负责”。赵穿是赵盾的宗族，赵盾既未越境，君臣名分未断；返国后又没有讨伐赵穿。故“非子而谁”。这套书法把“意”与“责”放在“事”之前，正是《春秋》学所谓诛意。 前半回的实际情形更乱。赵穿先以“选美”为名遣开屠岸贾，再选二百甲士守桃园，二更时分「众甲士认定了晋侯，一涌而上」，灵公死于戟下。赵盾当时不在场，回绛后却伏尸痛哭，百姓还说“相国忠爱如此”。民心与史笔在这里分叉：百姓看的是哭，史官看的是责任。 两种读法：良史独立，或以史笔行政治判决。书中随后写赵盾问「犹可改乎」，董狐答「是是非非，号为信史。吾头可断，此简不可改也」，把史权写成可与卿相抗衡的力量。可小说也有反讽：赵盾「自是赵盾事成公，益加敬谨」，赵穿求为正卿而不得，「疽发于背而死」。史笔赢了名声，却没有改变权力结构。 与《左传》宣公二年对读：左传已有“赵盾弑其君”与“亡不越竟，反不讨贼”之对，并引孔子称董狐为古之良史、书法不隐。小说加了索简、改简的正面冲突，把一次史官答问写成戏剧对峙。赞语「庸史纪事，良史诛意」，则是作者明确站队：史不是记录动作，而是判定责任。更值得留意的是，董狐所据的简并非孤本，赵盾能“索简观之”，说明史官之简在朝堂上可被执政者调阅；史权再硬，也在权力场中被观看。这一层，是小说比《左传》多出来的现实感。再往前看，董狐写“赵盾弑其君”而不写“赵穿”，其实是把“执政者”当成唯一的责任主体；在一个卿族轮流执政的国家，这种写法既是道德，也是政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