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梦龙编、蔡元放评点的百零八回《东周列国志》，第四十回写城濮对阵前，楚使下战书：「请与君之士戏，君凭轼而观之，得臣与寓目焉」。狐偃抓住一个“戏”字说「战，危事也，而曰戏，彼不敬其事矣」。此前晋军已经「直退到九十里之程，地名城濮，恰是三舍之远」。 退的三舍，先兑现文公当年「他日治兵中原，请避君三舍」的旧诺。诸将不服，说「以君避臣，辱甚矣」，狐偃答「吾避楚，非避子玉」，把报楚王私恩与对子玉作战分开。退的过程同时完成三件事：还楚王的人情、制造“彼骄我怒”的势、把挑起战端的责任推给追来的楚军。所以守诺与设局不是两件事，守信是开战的前置程序。 楚方也有内部约束。楚成王本來吩咐「戒得臣勿轻战，可和则和」，子玉却自恃“宋城旦暮且破”，又请添兵，说「若不能取胜，甘伏军法」。他的追，是在君命与军功之间硬撑；晋军一退，斗勃便说「其气已怯，宜疾追之」，正好落入狐偃的判断。 真正决定胜负的却不是“退”。胥臣用「虎皮蒙背」惊陈蔡之马，栾枝曳木扬尘伪造溃败，先轸横击楚军腰部，这些才是战术。退舍只负责把楚军从有利位置引出来，让“骄”可被利用。 与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对读：左传也有退三舍避之，子玉使斗勃请战，词作“君冯轼而观之”，小说改“冯”为“凭”，又把文公的梦、狐偃的解梦写得更细。差异不在事实，而在把“信”写成可计算的仪式：先给对方一个无法指责的姿态，再在战场上取利。读这一段，最好同时看见礼与兵。退舍的九十里也不是抽象数字，按当时三十里为一舍，恰好是一整天的行军；晋军把一天的路走成三天的政治姿态，楚军却用一天追完，体力与情绪都已被调动。数字在这里既是礼，也是术。若只看“退”，会以为晋军怯战；若只看虎皮蒙背，又会以为了无信义。小说的写法是把二者缝在同一回里，让读者自己判断哪一层才是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