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梦龙编、蔡元放评点的一百零八回本《东周列国志》第五十四回，楚军「漫山遍野，已布满于营外」，晋军「全没准备」。荀林父仓皇传令混战，败退至河口，又下令「先济河者有赏」，于是「两军夺舟，自相争杀」。先谷在舟中「但在攀舷扯桨的，用刀乱砍其手」，「手指砍落舟中，如飞花片片」。 作者几乎不写阵列与战术，只写指挥链。先谷违令先济，赵同赵括「不秉将令」相从；魏锜、赵旃借请和之名挑衅楚军，赵旃甚至「夜至楚军，布席于军门之外」，混入营中偷军号；士会、郤克自设伏兵；赵婴齐私下备舟。每个人都在为自家卿族留后路，中军的令出不了辕门。 败局中也有例外。荀首不见其子荀罃，说「得他人之子，犹可换回吾子也」，率家兵反冲楚军，射伤襄老、活捉谷臣，后来果然换回儿子。同一场败仗里，公室溃散，卿族却能组织起有效反击。作者不评论，只让这两种组织能力并置，读者自然看出晋的问题不在兵，而在政。 两种读法：荀林父无能，或晋国卿族政治使然。较稳的是互为因果。韩厥劝林父「事已至此，不如三军俱进」，又说「六人均分其责」，把共同责任当成遮羞布，已经预示了败局。楚方也不全靠武力：孙叔敖说「宁可我迫人，莫使人迫我」，伍参判断「荀林父新将中军，威信未孚于众」，楚庄王才敢战。 战后庄王拒绝潘党「收晋尸」筑京观的建议，说「晋非有罪可讨，寡人幸而胜之，何武功之足称耶」，命人掩埋遗骨、祭祀河神。这与他伐陈后复陈的“义”一致。小说写战争，落点常在“伯”的道德账，而非战场血腥；邲之战的残酷，则被留给了舟中那些断指。若与城濮对读，城濮写“谋”，邲写“乱”；前者证明先轸的计，后者证明晋国的政。两场大战合起来，才是作者对“伯”的完整判断：得天下靠谋，守天下靠令。令不行，则谋亦无所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