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梦龙编定、蔡元放评点的本子里，第三回平王在朝堂上把迁都之意说得很直：犬戎逼近镐京，宫阙焚毁，府库空虚，「朕之东迁，实非得已」。满朝文武齐声附和，只有九十岁的卫武公低头长叹，说镐京「披山带河，沃野千里，天下形胜，莫过于此」，一旦弃西京而迁洛，「恐王室自是衰弱矣」。平王没有驳他，只重申不得已。 表面原因是戎患，底本写得很实：岐丰之地半为戎有，烽火连月，宫室十不存五，这些都不是托词。卫武公也承认犬戎豺狼之性，不当引入卧闼，主张练兵自强、俘戎主以献七庙，而不是搬家。两人的分歧不在有没有危险，而在遇险之后是修武备还是换地方；太宰咺则从财政反驳，说营建不易、劳民伤财、百姓畏戎如畏豺虎，卫武公那套是安常之论，不是通变之言。洛邑为天下之中、四方入贡道里适均，这套旧理由也被搬出来，替仓皇东迁添了一层体面。 另一层原因底本没有明说，却摆在第五回：平王在位时，郑庄公父子把持卿士之权，平王想分政给虢公，被庄公逼出一场君臣交质；桓王即位后又夺郑政，郑国随即割温洛之麦、刈成周之禾。周室留在镐京，身边就是这样一个既出力又难制的强藩；迁到洛邑，至少离郑都荥阳更近，也更便于就近安抚。这只能算推测，底本没有一句把东迁与郑联系起来。 较稳的读法仍是双因：戎患是导火索，王室无力自立是病根。迁都的场面也说明王室还剩多少底气：大宗伯抱着七庙神主登车先导，秦伯嬴开亲自领兵护驾，百姓携老扶幼相从，看着像一次有秩序的撤退，实则把西京形胜拱手让给了正在崛起的秦。第三回末尾用宣王旧梦收束，把东迁写成神主捆束往东的应验，等于把政治选择交给了天数；这是叙事者的遮护，不是历史的解释。至于迁都是不是避郑，文本只给了人事安排，没有给平王一句心里话，读者只能从郑伯后来的割麦刈禾反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