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十六回简体整理本里，第1回铁拐吟「谁把红炉大冶调」，诗后紧接一句「有诗言志」；第17回钟离掷剑斩虎，前面先有「有诗为证」；第26回洞宾画鹤，末尾干脆整首抄了「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」。三种说法——言志、为证、题其上——用法并不相同。 言志是替人物表态，诗属于角色；为证是替场景作保，诗属于叙事者；题其上则是把诗当作故事后果，诗属于后人。同一部书里，诗的功能至少三档，作者并不统一。这提醒读者：书中的诗不是一种东西，不能一概当作作者的话。 较稳的读法：这些诗多半是说话人现成的套诗，用时取便，故功用混杂。另一种可能：作者有意分层，人物之诗见其心，叙事之诗见其事，后人题诗见其流传。 支持后者的例子是第26回：崔颢诗被当作后来有诗题其上，与洞宾故事隔了一层时间，作者明知它是后人所作，仍让它作结，等于承认故事会长出新的诗。第1回那首「谁把红炉大冶调」却是人物自作，语气粗豪，与铁拐初入道的身份相称。一为人物立心，一为名胜留痕，两者的分寸，作者其实拿捏得清楚。至于那些“有诗为证”的四句八句，多半只是过场的锣鼓，敲完便走，不必细究。 第29回还有一例：洞宾留诗「三至岳阳人不识，吟诗飞过洞庭湖」，这首诗既不是言志，也不是为证，而是人物留给后人的留言。它出现在故事将收之处，等于替洞宾自己作结。三种用法之外又添一种，可见作者对诗的态度是实用的：哪里需要一句漂亮话，便在哪里安一首。读者若嫌其滥，不妨把它当作说话人的换气口——情节紧了，唱两句松一松，再接着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