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二一回写王猛见桓温：他「披褐谒之」，直入中军，一见便谈当世之务，「扪虱而言，旁若无人」。桓温问他：我奉天子之命率十万精锐来为百姓除贼，为什么三秦豪杰不来投？王猛答：公不远千里深入敌境，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灞水，百姓不知道公的真实心意，所以不来。桓温默然，只能说他「江东无卿比也」。 这段对话的锋利之处在于，王猛一眼看穿了桓温的难处：桓温不是不想取长安，而是不敢——取了长安，功高震主，朝廷会更忌他；不取，又无法收三秦人心。王猛把这话当面说出来，等于告诉桓温你的北伐是半截的。桓温无法反驳，只能厚待他，想署他为谋军祭酒。 王猛最终离开，是因为他看明白了桓温的格局。桓温是门阀政治里的权臣，他的北伐服务于个人威望，不可能真正「混一四海」；而王猛要的是「佐世之才」能施展的平台。后来他投苻坚，苻坚与他一见便若平生，把国政交给他，才有了前秦的统一北方。 作者把「扪虱」这个细节写得很重，不是写名士风度，而是写一种不装的姿态：王猛出身贫贱，卖畚为业，他不靠衣冠与清谈取信，靠的是对天下形势的直断。这种人物在东晋的门阀场里没有位置，在前秦那样的氐族政权里反而能被重用——这也是本书对人才与政权匹配的一则注脚。 较稳的读法是：王猛的离开不是负气，而是理性的择主。他后来辅苻坚，灭前燕、整豪强，证明了桓温当年留不住他，损失的是东晋，不是王猛。 数据上，王猛在本书出现八十余次，但「扪虱」只此一处；更多的是「猛曰」猛谏「猛为丞相」。这说明作者把名士瞬间与能臣日常分开写：扪虱定其人格，后面的政务定其功业。读者若只记住扪虱，会把他当成清谈名士，恰恰相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