统计本书的叙事套语：「却说」出现六百余次，覆盖近三百回；「且说」「话说」各只有几次；而且听下回分解未知后事如何这类说书体收尾几乎不见。这个分布很能说明本书的文体位置。 「却说」是史传与说书共用的一套转场语，意思是话分两头，再说另一件。本书每回开头几乎都用它，说明作者习惯在一回之内并叙多线：洛阳的朝廷、襄国的石勒、辽东的慕容、关中的刘曜，几条线轮流切。这种写法与编年体史书同年异国并记的结构高度一致。 且听下回分解则是说书场的产物，它需要一个听众在场的场景，需要在悬念最高处打住。本书很少有这种收束，因为它的回末往往是于是某年某月，某人事遂定式的史笔，而不是悬念。作者要的是记事完整，不是吊胃口。 这两套套语的差别，本质上是「史」与「话」的差别。本书处在两者之间：它用「却说」保留说书的连贯感，又用史笔的收束放弃说书的悬念。读者读它，更像在读一部用白话讲的编年史，而不是在听一场连续的说书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书的韵文那么少（全库只 23 首）：「诗曰」「有诗为证」是说书体制造停顿与评价的手段，史体演义不需要那么多停顿；它更愿意用「史臣曰」「干氏宝曰」这类史论来收束。套语的选择，和韵文的密度，是同一件事的两面。 还有一条旁证：本书「有诗为证」只出现一次（第 328 回），而「史臣曰」「干氏宝曰」出现多次。这说明作者更信任史论而不是诗评。说书体的收尾靠诗，史体的收尾靠论；本书选择了后者，也就选择了更冷、更直接的判断方式。